「生活感悟」我的语文老师

我的语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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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九五二年春天，村里的伙伴悄悄告诉我，说我考上了孝感县师范，他进城去看过榜，榜上有名。我没有向家里的人讲，偷偷地进了城，想证实一下伙伴的传言。我考学校是瞒着家里人的，因为家穷，没有钱供我读中学，不让我报考学校。一进师范的校门，就见那榜张贴在一堵墙上，榜已被风吹破。我看了一遍，没我的名字。再仔细瞧，才在那块被风吹起正飘飘摇摇的纸片上，发现了“管用和”三字──差点儿就要被风吹落了。我那时还不懂“风雨飘摇”，未到多愁善感的年龄。不然，真会感慨一番，甚至写出一首诗来的。

 ；  ； 说到诗，小时候也吟唱过：“清明时节雨纷纷……”没谁教我，是我被寄养在舅舅家时，从隔壁读书人那里听到的。当时，只是觉得读诗像唱歌似的好听。到师范读书，对诗也毫无兴趣，连语文课也不喜欢。我的“数理化”总成绩能达到良好甚至优秀，语文却一直在六十分至七十分之间徘徊，直到读三年级时才有了转机。三年寒窗，换了六位语文老师。语文老师对我这个语文成绩平平的学生不会注意，我对语文老师亦然。但其中有一位老师批评过我，为了我的作文；有一位老师表扬过我，也是为了我的作文；有一位老师没批评也没表扬我，她讲课的时间和很短，有一件事却使我难忘。

 ；  ； 她名周继珍，短发，脸型略方，微胖，个子不高，穿着极为简朴。与她的性别、年龄和身份极不相称。但她讲课的声音特别动听，南方口音，语调轻软柔和，听之分外亲切，分外熨帖。似乎不是在讲课，而是在与人促膝谈心，叙述家常。她一开口，同学们都正襟危坐，目不转睛地注视前方。照理，此情景定会博得老师欢心。她却不然。一天，她讲着讲着，就皱起了眉头，极不愉快地说：“你们应该看着书本，为什么老是看着我呢，我又长得不好看！”记得，她那南方口音将“看”字说得近乎“汉”字。同学们都笑了，我也笑了。这笑，似乎并非风趣，更非开心，而是笑得别有内涵。作为一个尚年轻的女性，谁不希望别人说自己漂亮。某些长相差的女人，总是千方百计地打扮自己，深怕别人说自己的短处。而她，公然在学生面前说自己不好看，这太需要真诚和勇气了。其实，她虽非俊俏女子，相貌也够端庄的。她不重衣冠，不修外表，其内心是充实美丽的。笑过之后，留给我的是对她更为尊重和敬佩。

 ；  ； 虽说我不喜欢语文课，但也不怕作文。不是我会写文章，是混个及格胸有成竹。这得力于我的作文语言较为通顺，错别字少。凭这点，一般说来，即使内容差些，老师总是要打上六十分的。由于自以为作文还过得去，写起来就有点不老实了，总想搞点花样。一次，老师要求我们写一篇记叙文。我将班上某些同学自由散漫不守纪律的现象罗列了数例，然后再发议论，辛辣地讽刺批评一通。满以为这回的作文会有所突破，会引起老师的注意。结果呢？老师真的注意了，但不是表扬我，而是把我的作文在班上作为例子批评，说我写的记叙文不像记叙文，议论文不像议论文，不伦不类。当众泼了我的面子，使我十分难堪。我内心不服，因为我写这样的文章也非别出心裁。当时，我读过几篇在全国很有影响的作家──马铁丁的《思想杂谈》，某些篇章就是边叙事边议论的。不过，那时我也不知道这种文章的体裁——杂文——找不出理由辩解。再说，我没按老师的要求写作，也自知理亏；何况老师是很有学问的人，怎会瞎批评呢。这位让我在作文上生平第一次挨批评的老师名叶楚平，中等个儿，黑黑胖胖的，饱满的圆脸上兜着络腮胡。平时举止规正，不苟言笑，讲课十分严肃。他用家乡方言的特别腔调谈吐，措辞严谨，字字句句，如斧如凿。同学们对他有些敬畏，背地里叫他黑老蔡。黑老蔡是当时流行电影《新儿女英雄传》里的政委。同学们将此名冠在叶老师身上，不但貌似，且有代表“正确”的含义。当然也带点儿善意的调侃。他给了我当头一棒，并未将我打晕。倒令我精神起来，下决心要写好作文，挽回面子。以后作文，我不再满足于语言通顺错别字少。我找参考书读，借同学的好作文学习，开始注意文章的构思了，也尝到作文的苦味了。

 ；  ； 后来，我班又换了几次语文老师。其中有位老师名皮文铮，对他我早有所闻。他曾经在某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后因政治运动怕惹是非停笔了。他原是教师短训班的班主任，特别好训人。训起人来激烈严厉，不讲情面。短训班的学生个个怕他，形容他训人像快刀割肉，毫不含糊。皮老师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个子精瘦，双颊削陷，脸呈三角形。他操一口地道的北京腔。讲起课来，如行云流水，下句紧接上句，无“嗯”无“啊”，一气啊成。朗读课文，全情投入，神采飞扬，咬字吐词，铿铿锵锵，引得同学们佩服不已。他不要求同学死记硬背课文的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主题思想，而特别强调要做好作文。除上课外，还介绍一些课外读物，满合我的兴味。有一次，上语文课里的《林冲夜奔》，他带领全班同学，到孝感京剧团去看《逼上梁山》演出，这在当时的确是别出心裁的教学方法。同学们在娱乐中直观地领会了课文。皮老师出的作文题也不拘限人的思想。一次，他出了一个《我熟悉的人》的作文题，我极尽能力，像写小说那样写了我所爱戴的一位农民大伯。工夫不负有心人，我的作文破天荒地在班上受到表扬。这时，我不仅仅只是挽回了面子的喜悦，还埋下一个念头：将来若有机会，也要写写小说。

 ；  ； 读三年级时，我的语文总成绩终于突破了八十分，但很快就毕业了。总的说来，我的语文成绩平平，当然不会引起那六位老师的特别关注。若干年后，我的诗文在一些报刊上出现，他们也可能不会注意到的。因为我这个名字未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们的言行举止，他们对我的批评或表扬，都对我起过作用，影响着我的为文为人，令我终身难忘。我常忆起他们，为他们深深祝福。

——载1993.6.《中学语文》

 ；  ； 昨天，意外从老友李声高的微信上联系上我的老师皮文铮的女儿，大喜。老师早已仙逝，找出我与皮老师的合影，分外怀念他。特将此文发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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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用和小传

1937年11月1日出生于湖北省孝感县一个手工业者家庭。1955年毕业于孝感一中师范部。17岁参加工作。先后在汉阳县沌口小学、汉阳县文化馆、汉阳县第一中学、汉阳县楚剧团工作达23年。年轻时，特别爱画。18岁开始发表美术作品。21岁考取美术学院。但入学未遂，被汉阳县文教科某些人认定为“个人主义想成名成家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倍受打击，无理降职降薪。特别是1959年至1961年在汉阳县一中工作三年时期，学校领导将我视为思想落后分子，与同右派分子一样看待。没有上什么课，基本上从事体力劳动。在校内种菜，在校外支农，假期到文教农场开荒种地防汛抢险。处境每况愈下，生活十分困苦。欲画不能，1960年只好忍痛割爱，放弃美术创作。但爱好文学艺术年轻求知之心不死，在极其恶劣的环境里，偷偷摸摸改写诗歌。23岁出版诗集《欢乐的农村》（与国翰合出）、《公社儿歌》（与李作华合出）。以后相继出版诗集《山寨水乡集》（与刘不朽合出）、曲艺集《一包茶》、《一担新箩筐》、诗集《公社大地》。

1964—1965年文艺领域的全面大批判运动。我发表了一首题为《绕道》的短诗。写一位区委书记夜晚赶路到县里开会，在路上碰到一对青年男女约会，区委书记怕惊扰他俩就绕道走了。这首诗在《武汉晚报》和《诗刊》上遭到错误的批判，影响波及国外。就在《绕道》挨批不久的1964年4月9日，中国作协武汉分会、武汉市文联和《武汉晚报》编辑部召开小型座谈会，讨论了我的作品。当时身为作协武汉分会主席、诗人骆文亲临会场主持会议。这是当时作协分会为一个非会员召开的座谈会。尽管我受到批判，文艺界的前辈们和一些文艺工作者还是十分关心我的。会后在《长江文艺》上发表文章，肯定了我写诗的成绩，指出“错误”，实际上是保护了我。文革后，拨乱反正，报刊上重新发表文章，为《绕道》平反，给与了正确的评价。 ； ；

在汉阳县工作期间，湖北省文化馆、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省歌舞剧团、湖北艺术学院、武汉歌舞剧院、孝感地区文教科等单位先后要调我去工作，均被汉阳县有关部门领导拒绝了。我在文化馆打杂，文学、美术、音乐乃至展览，布置会场，壁画宣传，辅导演出等等，事无巨细，都得听命。但大部分时间还是下乡住队，不是劳动就是运动。“劳动锻炼，改造思想”，“体验生活”……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41岁有幸调到武汉文联当了三年多的专业作家。这是我从事文艺创作的黄金时期。发表了一部长诗，614首短诗（散文诗），还发表了为数不多的散文、小说、随笔、和一百多首歌词。不幸的是以后当上武汉作协的副主席、主席，主持作协日常工作，又沦为业余作者。忙于事务会务，写作日渐荒废。并染病在身，未老先衰。61岁退休后，基本上没有写作。在治病期间，重拿画笔，圆年轻时的画梦。画了几百幅中国画。先后在《文艺报》、《文汇报》、《中国文化报》、《福州日报》、《厦门日报》、《北海日报》、《郑州日报》、《石狮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武汉晚报》、《中国作家》、《中国诗歌报》、《诗歌月报》、《长江文艺》、《芳草》、《今古传奇》、《心潮诗词》等报刊杂志上发表美术作品300余幅。为配合画画，也写作了几百首旧体诗。其中少数作品发表在《扬子江诗刊》、《心潮诗词》、《长江日报》、《上海诗刊》等刊物上。

本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湖北美术家协会会员。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席，武汉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会长，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湖北音乐文学学会会长，湖北散文诗学会副会长，湖北散文学会副会长，《芳草》文学杂志主编等职。

出版有诗集、文集、长诗、儿歌集、曲艺集、画集等35种。与作曲家合作歌曲150多首。获各种奖50余次。

美术作品在中国美术馆、中国文学馆、北京、广州、福州、株洲、武汉、澳门等地参展，作品被举办方收藏。在武汉市、武汉市蔡甸区、孝感市举办过个人画展，获过奖。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