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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感悟」龚有俊|忆不尽母校的点点滴滴

龚有俊|忆不尽母校的点点滴滴

1954年到1960年我在崇明县实验小学完成了我的小学学业。

实验小学是一所有着百余年历史的老学校,学校在县城西南的南转河沿上,坐落在南转河的北岸,面对正南,南转河填河修路后叫做新崇南路。校舍是一个类似回字型的封闭的旧式建筑,显然是专门作为学校而设计建造的。那回字中间的口字,是学校的一个大办公室,左右有走廊连接两边的教室;回字的四周是十几间有走廊串通的教室;回字底部的中间是一个敞开着的大殿,可以作为课间活动或者举行少先队活动用;回字顶部的中间是校门,两侧是教室和厕所。回字建筑的西边是一个大操场。这样的布局很是温馨,学生一进校门,无论上课下课,找老师,交作业,去医护室,或者上厕所,都可以在回廊里走,刮风下雨都不怕。这样一个封闭而又严谨的布局,或许体现了当时的一个教育理念,学生们始终在教师的护佑下成长,学校就是一个家园。


▲1953年崇明县实验小学毕业证书


学校的校门是一个很大的厅堂,有点像大户人家的墙门间。两扇木质大门又厚又重,涂着湖蓝色的油漆,木门下面按着倒梯形的又高又厚的门槛。因为是少先队干部,我常常会轮到在校门口值班,任务是开闭校门,迎送上下学的同学和老师。值班的时候,我们必须早早上学,打开校门,再就把那个又高又厚的门槛提拉出来,那是个很重的活,要几个同学合作,才能将那厚重的门槛沿着榫头提上来。门口有两尊青石雕的骑马石,显示着学校历史的悠久,发散着学而优则仕的气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学校将校门翻建成现代风格的半开放的校门,装有不锈钢的移动门,请崇明籍的国画家施南池老先生题写了校名,镀金的大字镶贴在红棕色的大理石的半墙上,格外夺目。新校门正式启用那天,学校请我参加启动仪式,在那个简短的仪式上,我向我的那些小我三十多岁的学弟学妹们兴致勃勃地讲述了我上面那段关于校门的故事,引起大家一阵好奇的议论。


回字型底部的那个大殿是学校开展大型活动以及下雨天上体育课的场所,连同大殿前面直至教师办公室后墙的那个小操场,全校少先队的活动便都可以举行了。大殿靠北墙正中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这个小小的舞台上,我班的女同学还表演过勺子舞。一到举行大型活动,小舞台就成了主席台。约略记得,去桥镇西小港废品收购站出售我们拾到的废铜烂铁,捐赠兴建堡镇红领巾桥的出发仪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仪式过后,我们举着少先队队旗,在鼓号队的引领下,排着队伍、抬着装有各种各样废品的箩筐,步行三里多路去桥镇的废品收购站,一路上引来不少居民观看。种植油菜大王的种植试验活动启动仪式,也是在这里举行的。那时的大队活动都由大队辅导员赵振基老师策划组织,赵老师是崇明东部人,普通话说得不好,夹着很重的“下沙”口音,但他讲起话来情绪饱满,抑扬顿挫,肢体语言极其丰富,很有感染力和煽动性。启动仪式之后各个中队纷纷开展了油菜大王的种植活动。我们中队的试验田在西门外的农田里,放学之后,我们就走出西城门、穿过护城河到试验田去,先在田里挖了一个个大土坑,然后将整粪桶的人粪肥倒进每一个土坑里,然后才种上油菜苗。连续几个月,每当放学之后,我们都会轮流去试验田劳动,常常要干到天色完全暗下来了,才返回城里家中。功夫不负苦心人,夏秋之交收获时,一棵棵油菜都长成了小树一般,直教我们欣喜若狂。记得赵老师自己在学校操场边上种的青菜也大获丰收,捧一棵在手里,竟高及半人。


有这样一个堪称“智多星”的大队辅导员,加上学校一贯的以德育人的风气,我们那时的队活动太多太有意义了。炮击金门开始以后,福建成了前线。与福建前线的解放军叔叔通信,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我们一开始并没有具体的通信对象,就以中队的名义写信给福建前线的部队,要求聘请某位解放军叔叔担任我们中队的校外辅导员。信寄出以后,我们就天天在盼回信,终于,有一天我们收到了一位解放军叔叔的回信,从此,这位解放军叔叔就成了我们的校外辅导员。我们与他持续通了两年多的信,每次收到来自福建部队的信,我们都欢呼雀跃,然后迫不及待地在班上朗读出来。与福建前线的解放军叔叔结对联系,聘请他们担任校外辅导员,成为当时一个很流行的做法,或者用现在的语言说是我们寻求的一个新的德育教育的资源和载体。几十年过去了,那些充满激情的信件还在这个世界上吗?那位年轻的曾经给予我们多少激励和教育的解放军叔叔如今还健在吗?我们都老了,你一定更加老了吧?


那个时候,农业生产是全民的农业生产,我们少先队员也得尽自己的努力支援农业生产。那时有种理论,土地深翻后种的庄稼就长得好,于是到处推广深翻。我记得我们去过城北的农村协助深耕。我们一个个分开立在田里,等犁耕过,就马上把翻出来的泥块搬开,以方便第二遍的犁地。那时农药很紧张,我们就拾烟头、熬烟汁,土法上马制“农药”。为了快速而又省力地拾烟头,有同学就发明了在细竹竿上缚上大头针来戳取路上的烟头,效果极好。然后我们将收集到的烟头里的烟丝剥出来,加了水用火熬煎,将熬出来的烟汁送到农村。作为中队长,我从家中偷偷拿出藤盘、筛子用作熬制农药的工具,而最终它们都不知去向,惹得一向节俭的母亲一想起这事,就忍不住要怨责我几句。尽管母亲忍不住会怨责几句,但我知道母亲是理解我支持我的。母亲虽然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但她明白事理,总是默默地支持我所做的一切,那些只有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才可能有的一切。


宣传“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主旋律。作为少先队员的我们也不甘落后。因为会画画,我参加了在墙壁上画画的宣传活动。那时教我们美术的是一个叫季胤的代课老师,他带领我们走街串巷,画宣传壁画。为了节省成本,我们将“三花粉”用煤油调和,充当油漆或油画颜料,在街面醒目的白墙上作画。记得我画过这样一幅画:画面上公社的谷堆堆到了云霄,喜笑颜开的农民伯伯站在谷堆上伸出双手,在谷堆上面白云飘处,写着“共产主义”,意为公社化以后,共产主义近在眼前了。很多年以后,我还在管弄里的几处白墙上,看到我当年画的几幅画的痕迹。教育与时代、政治,教育与生产劳动贴得何等近啊!


大殿作为大型活动场所的功能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直到它被拆除。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崇明教育进行“三算”(口算、心算、珠算结合)和“政文”(思想政治课和语文合一)的改革试验,试点工作主要放在实验小学。这两项教学改革的试验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学同行纷纷前来“取经”学习,大殿就成了观摩教学用的大教室,里面排了一个班级的课桌以及一排排供观摩者坐的凳子,一节又一节的“三算”“政文”公开课在这里进行。我因为参与了这两个教育改革试验项目的教材编写工作,而教材编写组也借在实验小学里办公,因而常常目睹这一令人兴奋而又十分自豪的场景。


大殿两侧靠外的墙上挂有两块大黑板,是学校少先队的黑板报,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担负着队报的编辑和出刊工作,和我一起负责编辑和出刊的还有季一峰、顾健几位同学,我的字写得不好,只负责排版和画报头、插图。利用我们编辑和出刊的便利我和季一峰在队报上发表了不少习作。


大殿北墙两侧有两扇大门,出门就是学校的厨房和作为后厨的一个空地,有小门通到外面的施行人弄。炊事员是一位叫任三的工友,讲一口很难听懂的外地话,对我们过去喝水或者什么的,说话总是凶狠狠的,和他熟悉了就知道,其实他为人挺好,常常是故意吓唬逗我们的。


一、二年级时我班的教室在南转河南边的学校分部里,上学要从南转河上的小桥上过去。到了三、四年级则在回字型左侧靠南端的教室里,左侧那一排教室的中间是学校的医护室兼女教师宿舍,我们一到四年级的语文老师王惠芳老师就住在那间宿舍里。王老师是苏州人,师范学校一毕业就分配到实验小学教我们,她梳着两根辫子,戴着一副眼镜,脸色有点苍白,显得很柔弱。在我们眼中她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大姐姐,她用一口软糯的苏州话上课,很有趣也很好听。一年级语文第一课“小主人,小主人,新中国的小主人。”王老师将“小”读成“赛”,那种软糯的声调至今还留存在我的脑海里。王老师有胃痛的毛病,常常上着课,突然胃痛难忍,于是我们就会扶她到宿舍里。有时,已经到了上课时间,王老师还没有到我们教室,我们就会猜度着她的身体,到她的宿舍去看看,看到王老师正在被病痛折磨着,于是大家就在教室里静静地等待。


图片▲实验小学校门


到了五、六年级,我们的教室就安排到了左右侧那两排教室的最北端的几间里了,六年级,特别是六1、六2两个班待遇就好了,教室就在大殿的两侧,各自有着一个小天井,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空间。我们六2班就在大殿右侧的教室里。我六年级的语文教师和班主任是徐知方老师,徐老师是一位谨严负责的优秀教师,容不得一点马虎和散漫,甚而有点刻板,他带领我们事事争先,不甘落后。那时,学校开展争创“红领巾班”的活动,就是比一比那个班最先全班同学都成为少先队员,徐老师把争取全校第一的目标交给了我们中队干部。那个时候,我们班上还有两位同学没有入队,一个是倪姓同学,一个是陈姓同学,他俩都很调皮,成绩也不好,但是很要进步,在小干部一对一的帮助下,他俩表现积极,但就是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己,多数时候是“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表现好了一阵,就又故态复萌了。有一次,那位倪姓同学入队心切,竟然在厕所里偷偷戴了红领巾。这事被我们同学看到了,大家觉得这事虽然可笑,但倒是一个帮助他的好机会。趁他上进心正旺,我们就乘势引导帮助,后来倪姓同学进步显著,终于光荣地入了队。徐老师十分节俭,十分勤劳,似乎常年穿着一件已经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两只大口袋总是鼓鼓的,塞着笔记本什么的。徐老师对劳动教育尤其重视。记得有一次除草劳动,徐老师正好有事外出了,我们做得比较马虎,留有不少草根未除尽,徐老师回来看到了,可把他气坏了,他把我们叫回教室,狠狠地批评了一通,看到他因为生气下巴发青、不停颤抖,我们都吓得不敢出声。徐老师退休后,曾在我们教育局的传达室工作过一段时间,还是那样的严谨负责,节假日我时常在办公室工作,他知道我在加班,就会把新收到的报纸、信件给我送上来。静静地送来马上就离开,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可是,有一天上班却得到了他于昨晚突发急病已经去世的消息,我不禁肃然,悲从中来。一个人一生劳碌、一生节俭,连最终的离开也这么简单……


光阴荏苒,时至今日,我小学毕业已经整整60年了,母校留给我的依然是无穷无尽的点点滴滴的记忆。十几年前,我在母校建校100周年的献辞中说过:母校几年,是我人生的起步,我所学到的一切、我所经历的一切,化作了我品格的内核;这一切,教会我奉献、赋予我激情,使我的人生不再苍白。


我感念母校,感念母校的老师,那不竭而又深挚的感念伴随着无穷无尽的点点滴滴的回忆……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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